01
加缪出身贫困的工人阶级，父亲死于一战，母亲是洗衣工，家境贫寒。
萨特来自巴黎的富有家庭，家中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萨特后来进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
如果硬要找到两人背景的共同点，恐怕只有他们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一条。
但文学与哲学，成为了孵化他们的友谊的温床。
1938年，是加缪第一次遇见萨特，读他的《恶心》（La Nausée）。加缪对他的评论是严苛的，尤其在其小说的艺术性上：段落切换太快，动机过于晦涩。但他仍然由衷地钦佩这位作者，并写道：
“这是一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人们可以向这位作家期待一切。如此自如地在自觉思想的遥远边界上敏捷游走，如此令人痛苦的清晰，预示着不可限量的天才。有理由迎接《恶心》的到来，它是我们急切地期盼其作品和教诲的思想独特而有力的人的第一声呼唤。”
此后萨特的作品让加缪表达出了更大的热忱，甚至歌颂他的“伟大和真实”。
但萨特是否有注意到一位在阿尔及利亚的青年对他的颂词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是他在1942年被《局外人》所打动，配着《西西弗斯的神话》一起，挥笔洋洋洒洒几大页纸对作者称颂赞扬。
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由于文学和哲学上的相似，对对方的憧憬，才造就了这一段友谊。
02
1943年，神交已久的两人终于见面。
这一场见面之后，因为双方对戏剧的热爱，破冰速度十分之快，感情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波伏娃甚至写道她与加缪争夺萨特：“我们好像两条狗围着一根骨头打转，我们都想得到萨特这根骨头。”
这位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在晚年还承认她的害怕——萨特对加缪的一见倾心使她害怕，并对于萨特这位她所认识的“最坚定的异性恋者”对加缪的“醉心”而忧心忡忡。
波伏娃认为在回忆录中如写到早年往事，必须加入一条主线：萨特被这个帅气的年轻人强烈地吸引住了。
或许她在写到加缪时流露出略显刻薄的口吻，不仅出自她对萨特的维护，还因为她曾经向加缪表达爱慕之情却被后者拒绝。
关系紧密的加缪和萨特此时仍然处境迥异。
加缪年轻英俊，却没什么名气；萨特是个小斜眼，却是赫赫名流。是萨特，将这位小他八岁的“黑脚法国人”引介进了巴黎知识分子圈子（ « famille intellectuelle »）。
但加缪坚持自己的独立，在战后极力想撇清自己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关系。1945年，他发表发表《不，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不，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看到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萨特和我都很惊讶……萨特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我唯一出版的一本思想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是为反对名叫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们而作的。”
——Albert Camus, interview aux Nouvelles Littéraires (1945)
双方在*上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三十年代，萨特和波伏娃不问*，始终观望，但加缪却甘冒风险，投身到主流抵抗运动中。
或许，分歧已现端倪。
03
冷战促使各方站队。
而两个人对待暴力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使得萨特和加缪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促使他为了反对暴力而写作，但萨特，却对暴力敞开了胸怀。
《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或许是加缪的一次试探。在这本随笔集中，加缪坚持他的非暴力思想，拒绝用正义的名义将暴力合法化，并写道：
“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
尽管这次试探并未得到萨特的任何回应，却让加缪深陷与超现实主义者（surréaliste）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论战之中。
萨特仿佛在避免与加缪决裂。
他创办的《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两三个月都避开了评论《反抗者》。
直到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旅行归来，由他撰写的对加缪及其作品的评论才刊登在了《现代》上。
这篇评论甚至能说是侮辱性的，以讽刺作为主基调，并对加缪进行了人身攻击。事后萨特曾抱怨，让松“用一种我不想看到的方式写这篇文章”。
加缪的回信表明了他的态度：《致现代报主编》（Lettre au Directeur des Temps Modernes），而非致一位朋友。
萨特的反击也来得又快又狠，写道：
“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
……不幸的是，你如此处心积虑地把我找出来，言辞如此令人不快，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又指望保存颜面。”
两人彻底反目。
此后的时间里，两个人都极力想撇清自己与对方的关系，试图抹消掉对方在自己生命里存在的痕迹并避免提及。
毫无疑问，这是一团笼罩在加缪头上的阴影，让他诉诸于写作，诞生了萨特在悼文中所说的加缪作品中或许“最精彩也最费解”的《堕落》（La Chute）。
而萨特呢？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964年，萨特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
加缪死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报》上写道：
“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不见面——它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继续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
两个二十世纪璀璨的天才，这样一段持续近十年的友谊如此轰轰烈烈又如此潦草地收场，留下一地鸡毛，让后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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